《山中書簡之一》 經院之路 吳叡人

《山中書簡之一》

經院之路                                   吳叡人

「我的追尋引我深入大雪的山中。」
－－－湯瑪斯曼 《魔山》

1.
這裡是北美洲中西部的大草原。這裡有浩瀚如汪洋的大湖。這裡是詩人桑德堡筆下雨、霧和雪的故鄉。這裡是多風的聚落。風在湖上湧動，雕刻出Frank Lloyd Wright 的原建築學派和湖濱大道上空連綿的後現代skyline。這裡是風城，風在大街小巷喧嘩，於是會隱約聽到B.B.King 的藍調和巴倫波因大師的馬勒，你會聽到John Malkovich在荒野之狼劇場裡神經質的獨白和Al Bundy的小人物之歌。這裡是風城，當風從草原帶回玉米田的芳香，你會想起厚厚的stuffed pizza,誘人食指大動的pepperoni and cheese。這裡是風城。進步與保守，神聖與褻瀆的多風之城。牛肉和期貨市場，Playboy和印象派，夢幻的白襪隊，少年海明威，Al Capone 的黑道王國，大老闆達利市長的萬年派系統治，68年民主黨大會的流血暴動，傑西、傑克森牧師的彩虹聯盟，還有你當然不會忘記的新興宗教，公牛隊和His Airness 邁可、喬丹。人們親切地叫這裡風城，一個彷彿永遠懷抱著紐約情結的，憂鬱而優雅的second city。

但是這裡沒有山。沒有那個在晴朗的天氣時我從窗口可以一眼望見的七星山，沒有那個在落雨時站在淡水港邊和我對望的觀音山，沒有那個我從關渡平原回家時永遠蹲在那裡的忠實而樸拙的紗帽山。沒有山。這裡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沒有地表起伏的修飾，這個草原上的聚落以赤裸的身軀直接承受時間與空間。草原上的住民以赤裸的身軀承受時間的流動，空間的覆蓋。風是草原住民的悲歡磬欬，遊走於歷史的罅隙，魅惑詩人的心。

然而我告訴你，這裡畢竟有一座山。一座沒有形體的山。一座由經院的黑色門牆與斑駁典籍構築起來的山。巨大的山。經院之山。在山中，時間靜止，青春飛逝，草原之風化做雨雪。一群又一群來自四方的信眾，向山的深處高處攀爬，追尋信仰、真理與知識的峰顛。在這裡，到處是挫折、懷疑、絕望和虛榮的假山頭，到處可見凡庸癡愚者的殘骸。在山中，青春飛逝，時間靜止，生命之燭在兩頭燃燒，而那片壯美的黑色山脈依舊是謎樣的沈默。信徒以生命交換沈默的意義。沒有誰真正到達過傳說中的頂峰，人們設計出成功的量表，測量信徒和真理的距離，測量知識與無限的關係。於是紅顏白髮，亦步亦趨，追求一種半世俗的功業，想像的不朽。突起於平地的這座經院之山，彷彿成為草原與宇宙的中介。它為草原民族的直觀感性，添加了一抹沈鬱而悲劇的理性；當風自大山吹來，你聽見了詩歌和哲學的齟齬。

我只是一個眷戀紅塵的俗人，然而，我竟也誤闖了這座沒有形體的魔山，並且被它吞噬了一段漫長的生命。就像湯馬斯曼的《魔山》裡的主人翁Hans Castorp一樣，在這段漫長的歲月當中，雖然並不情願，我卻被一股奇妙的力量所牽引，一步一步地走向這座山的深處。在這段多岐的路途當中，我目睹了求知者的癡迷、狂喜與絕望，也見證了那片黑色的，令人心悸而又不可解的沈默山壁。這座經院之山，吞噬了我的青春，卻也用困頓挫折給予我平凡浮誇的生命一點虔敬、一點謙遜、一點深刻。

2.
我為什麼來到這裡？其實，這一切都始於一場誤會。
起先我不知道事情會是這個樣子的。

3.
大學時代，在那段像夢一般的歲月裡，我沈醉於改造社會的學生運動之中。我的同志們嘴巴上經常掛著「革命」或者「運動理論」之類的東西。「實踐」－praxis－變成我們這些自命進步不甘做蛋頭的「自由派」學生心中一個神奇的字眼，儘管我們沒有人搞的清楚到底那是什麼意思。學運圈裡這些「理論」往往是由經驗、常識、直覺、黨外雜誌上學來的政治分析，和一知半解的社會科學理論拼湊起來的。那時候南方朔是學運份子所崇拜的理論大師，他的《憤怒之愛》被我們奉為經典。他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只有天才才配搞學運，因為你既要會搞運動也要會讀書。」大概是受到這句話的影響吧，當時的我，也曾真的一度醉心於建構「運動理論」，想把校園民主，像廢除審稿、普選之類的瑣碎議題，和民主、社會正義、台灣獨立、乃至顛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等等所有流傳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的一切地上地下的進步論述全部串起來，搞出一套包括綱領、戰略、戰術、甚至形上學和美學的體系。我的夢想，是模仿六零年代美國學運領袖SDS的Tom Hayden，寫出一篇台灣學運的《休倫港宣言》。

現在看起來，這個想法有點可笑，不過那時我的態度確實是很認真的。那是一個苦悶的年代，戒嚴彷彿把台灣關進了永恆的暗夜，我們被迫在黑暗中摸索出路。那恰好是一九八四的前夕，我們彷彿就在這裡親歷歐威爾筆下那個鬼魅般的極權社會，那個信仰「無知即力量」，那個以暴力和謊言構築的社會。然而鮮嫩的青春是不易死滅的，無邊的暗夜與成人世界偽善的笑聲反而在我們心頭逐漸醞釀了懷疑與憤怒，我們學會在謊言的背面尋找真理，在諷刺和詭論中探求光源，我們於是慢慢明白統治者畏懼人民擁有知識，因為知識就是權力。

「知識就是權力」，這是我對知識和實踐之間的關聯所學到的第一堂課。對於渴望推翻那個令人窒息的體制的我，「知識必須從屬於行動」幾乎是一個道德律令，無助於實踐的知識不僅是無用的，而且是褻瀆的。然而，我並不知道知識怎樣才會創造權力。我只是直覺地相信，「知識」裡面必然隱藏著解放之道。並且，只有通過「越界」式（trangressive）的閱讀，也就是在統治者禁止或不喜歡的知識裡面，才能找到有效的「革命理論」。在專制政權下成長的青年在知識上本來就經常是晚熟的，而我更因為反抗之路與求知之路的交纏重疊，知識之芽的萌發從一開始就缺乏自主與純粹的熱情。我在筆記本的第一頁，寫下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的那句話：「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詮釋這個世界，而問題在改變世界。」和古今台外許許多多的反抗者一樣，這句充滿熱情的名言，成為我追求知識與實踐的座右銘。

我一邊讀影印本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和《被背叛的台灣》，一邊讀書攤買來的魯迅的《吶喊》、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和班上香港僑生Ambrose偷帶進來的史諾的《西行漫記》；一邊讀《八十年代》、《暖流》和《深耕》，一邊又讀《夏潮》和《大地》。我跑到社會系聽老葉的馬克斯，從文圖印英文版的《一八四四手稿》和《Student Activism》，在活動中心238室社辦讀馬庫色的《單面向的人》、唐山盜印的華勒斯坦和鄭學稼的《列寧評傳》，在寢室翻字典徹夜苦讀從重慶南路的「西風」到手的Peter Nettl 的《羅莎.盧森堡》和Issac Deutscher的托洛斯基傳第一冊《Prophet Betrayed》。總是放在我案前的，則是同樣從西風買到的馬克思的《Grundrisse》和Dov Ronen的《論自決》。我耽讀陳映真的《夜行貨車》也愛李喬的《寒夜》和宋澤萊的《蓬萊誌異》。我也開始自修日文，為了想讀懂父親書房裡面那套小學館的日本史裡面，關於台灣和日本社會運動的那一冊，劉進慶的《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和從李鴻禧老師那裡印來的《東京大學教育改革報告書》。

這一切我並沒有讀懂多少，然而我還是一邊和同伴們搞一些小小的造反活動，一邊似懂非懂但卻貪婪地閱讀所有可以到手的禁書。當所有這些偉大而相互矛盾衝突的想法把年輕而渴望愛情的我逼得喘不過氣來時，我會跨上機車，走訪碧潭橋頭那個簡陋的「碧亭」，尋找七等生那神經質的憂鬱，讓吊橋畔的清風明月一澆胸中塊壘。那是一段激烈的青春，理智、熱情與蒼白的頹廢在心中不停輪流翻攪的青春。戒嚴令下的青春。

一次一次的行動，一本一本的理論之後，我逐漸有一種模糊的感覺，覺得自己好像抓到那柄革命之鑰了。我開始發展一點小理論，像「社會包圍校園」、「新民粹」、「職業學生運動者」之類的概念，一頁頁的手稿，也慢慢累積了起來。這是我大三升大四時候的事情。那時候，雖然已經卸下了代聯會主席的職位，卻仍深陷在運動的狂熱之中，經常到其他學校搞「革命輸出」，偶而也在李文忠辦的串連營隊發表一些感言，於是一時之間，竟也開始覺得自己有了一點「理論家」的架勢。甚至，偶而我也會收到學弟妹的來信，以崇拜的口吻向我討教我的「理論基礎」和「行動哲學」。直到有一天，剛從芝加哥回台灣的學長吳乃德的一席話粉碎了我的幻想。

那是在烏來娃娃谷，作良辦的台大校內串連的營隊。我被邀請發表演講，大約是談《國民黨的國家機器》之類的題目。因為前一陣子正好和阿禹在談Nicos Poulantzas，於是就借用讀到的幾個概念，像「壓迫的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來分析國民黨的專政。可笑的是，我要等到幾年後才知道這兩個觀念其實是Althusser發展出來的。我講完後，乃德負責講評。這是我和他第一次見面，在此之前，只知道他是政治系的學長和黨外新生代著名的理論家，負笈美國多年，思考嚴謹，被不少黨外的朋友看做「學院派」，而當時我們比較熟悉的，大多是像南方朔或林濁水這樣的學術體制外的理論家。他是一個溫和而客氣的人，但他的評論卻簡單、直接而尖銳：「這是一篇很好的政治宣傳，可惜完全沒有經驗分析。沒有基於經驗的分析，不能幫助我們真正瞭解國民黨，也不能幫助我們的行動。」

我已經記不得這句話有沒有刺傷我這個「理論家」的自尊了。我唯一記得的是，從那一刻開始一直到營隊結束，乃德這句話一直在我的腦袋裡面盤桓不去。「政治宣傳」和「知識」有什麼不同？我幾年來囫圇吞棗，滿腦子嚇人的「大論述」算不算「知識」？知識到底和行動有什麼關係？什麼樣的理論才能真正幫助我們的實踐？
從那以後，我開始比較常到八德路找吳乃德聊天。從他那裡，我開始對瞭解了一點在台大政治系學不到的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發展，從他書架的藏書上，我開始知道一點像「威權主義」、「組合主義」這類的概念，也是從他那邊，我開始多知道了一點芝加哥大學的事，和Brian Barry 以及Jon Elster這幾個當代政治理論家的名字。我也第一次知道黨外的Laba（邱義仁）和老賀（賀端藩）原來都出身芝大政治系。乃德是一個親切而慷慨的學長，他借給我Barry的政治學導論名著《sociologist, economist and democracy 》，也提醒我不要忽視雙葉盜版那套Handbooks of Political Science。我也聽他的建議，開始讀裡面Juan Linz那篇威權\極權政體的精彩分析。他甚至提議要和我合作寫一篇論文，然而他的用意其實是在提攜後進，因為我很清楚知道自己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寫真正嚴謹的學術論文。當時他正在發展他的博士論文，跟我「合作」等於是和我分享他的理論。我知道後來他也以同樣的方式幫助幾個學運圈的學弟妹在就學時就能發表學術論文，而我大概是第一個他想協助的對象吧。可惜的是，我的學術基礎實在太差，也從來沒有做研究的經驗，和他討論了幾次，每次回家都茫然不知從何著手，過不久也就不了了之了。

這次寫論文的失敗經驗對我而言是一次嚴重的挫折。長久以來因為厭惡國民黨對學術的干預催折導致我對學院知識完全不信任，乃至鄙夷。當時的我認為台大在知識和道德上已經是一所徹底的廢墟，腦筋靈活的學生為了自救就必須自我教育。我們必須走出體制外自己思考自己找書看。我甚至還想出一個要以學運社團為中心在廢墟上「重建台大」的說法。那時候，政治系受到當局的監控、摧殘特別嚴重，所以系上除了胡佛、許介麟等極少數老師的課以外我幾乎完全不去上。其實，這種「體制外」的讀書習慣只不過是我對教育體制的一種無奈的反抗而已，不過，由於找不到適當的人指導，自己一個人這樣讀久了卻在無意間養成一種浮淺的知識態度，一種當時校園流行的「半套理論治天下」的習性。我追求的不是對社會真實的知識，而是被艱澀或激進的文字建構起來的一套套的抽象理論。只要任何理論有助於批判國民黨統治，我就熱情地追逐，管他是批判理論、世界體系、依賴理論、新左、新馬，韋伯，還是當時才在台灣剛出現的傅科。我並不明白－或者並不在乎－每一個我醉心的理論都有它緣起的特殊歷史經驗和問題意識，不能隨便套用。結果是，儘管我號稱追求實踐的理論，這些西方大家的理論卻被我當作了和現實毫不相干的文本來閱讀。和吳乃德這個「實踐的學院派」結識，第一次讓我意識到自己知識態度的毛病。我開始思考，真正的問題可能不一定出在「學院」本身，而是出在受到非學院力量嚴重扭曲的學術環境上面。「『民間學者』雖然很令人欽佩，但『學院派』也可能不是一個那麼讓人臉紅的骯髒字吧！」我開始對嚴謹的，學院式的知識生產方式有了一點敬畏。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從此就一頭栽進了「學院」裡面。事實上，即使是嚴謹學者氣質濃厚如吳乃德，早在學生時代就投身黨外運動，長久以來也始終在熱心追求能夠改造世界的知識。我清楚地記得，他在家裡一邊放俄語版的《國際歌》和Pete Seeger社會政治意識濃厚的民謠給我聽，一邊和我談曾經參與美國左翼份子秘密聚會的經驗。他的身上，同時帶有六零年代式的理想主義和精緻的古典人文主義氣質，我在他八德路二段的家裡，度過了不少愉快的午後與夜晚，也感染了一些吳乃德式的，獨特的浪漫與理想色彩。雖然，我怎樣也學不來他那天生的穩定、平和與耐性。

毫無疑問的，我們都同意知識應該有助於改善這個世界。問題在於，什麼才是「有效」的知識？如果，認識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我們要透過怎樣的心智過程來認識它呢？負笈海外多年的乃德，把我的注意力從「革命理論」的特殊性，轉移到了「知識」生產的普遍性上面。他並未明講，但我開始有一點瞭解他的意思了：「知識」有一套有別於「行動」的自主邏輯。但是，知識的邏輯是什麼呢？行動的邏輯又是什麼呢？這兩著之間可以怎樣結合呢？乃德沒有給我答案，但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他也仍然在思索解答。我意識到，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的那句簡潔的箴言裡面似乎包含了難解的謎。

儘管有了這樣的反省，而我也彷彿接受了吳乃德的鼓勵，對外宣稱將出國留學，尋找「改造台灣社會的理論」，但我並沒有因此就「折節讀書」，也沒有因此就停止和同志們辯論運動路線的問題。學生運動像是一場喧鬧而美麗的夢，所有那些沈重的事物，像理想、知識與實踐，在這裡都變的輕如羽毛。在這場夢境中，世界許諾我們無限的希望與自信，也不很計較我們的焦躁與善變。這段思想上的冒險，很快就隱退到我「學運領袖」熱鬧浮誇生命的背景之中。只不過，我那累積了幾十頁野心勃勃的手稿從此就塵封在我的書櫃之中了。我的《休倫港宣言》也終於一直沒有寫出來。

在這個時期，我已經開始和《新潮流》的朋友們更密切往來，我的實踐視野也從學運擴大到整個台灣的社會政治改造，但我也逐漸產生了另一種困惑。那時，即將畢業的我正面臨選擇出路的苦惱。一方面，我雖然曾經認真考慮過絕對不願「走入體制」，卻也不覺得自己在當時陷入低潮的黨外運動裡可以扮演什麼有用的角色。另一方面，我雖然宣稱打算出國，卻一點也沒有清楚的進修計畫。幾年的「體制外」經驗使我成為一個駁雜、沒有方向、缺乏耐性的人。我從未仔細想過當我不再是學生之後，我要怎樣變成一個「民間學者」或「運動理論家」。最嚴重的是，過度認同「運動」使我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認同。我發現除了學運的記憶我一無所有，除了台灣這個「大我」之外我一無自我，我的青春、知識與愛情都緊緊地附著在政治之上，附著在那個狂熱、悲愴而忘我的自由之夢上面。當我從這場夢境醒來，突然發覺自己是一個失去了舞臺的演員。所有我曾為之書空咄咄，輾轉反側的一切，突然之間全都喪失了意義。當兵之前那一整個夏天，我身陷在令人癱瘓的徬徨和沮喪之中；我的心一如斷落的五節芒，在大屯山彙的季節風裡四處飄盪。

我帶著一顆徬徨的心，和行囊裡一本歌德自傳《詩與真實》，一本韋伯選集入伍。風雨蘭陽的歲月中，我寂寞地讀著《政治作為一個志業》和《學術作為一個志業》，一邊回想那段騷動的青春，如此深刻，卻又如此模糊，如此豐富，卻又如此空洞。那終究只是一場舊夢罷，然而在現實之中到底我是誰？我要什麼？我的「志業」是什麼？「連古代的基督徒也很清楚，這世界是魔神統治的，知道捲入政治的人－也就是取得權力和武力為手段的人－和魔鬼的力量締結了協定，知道就這類人的行動而言，"善因必有善果，惡因必有惡果"絕對不是實情；反之，情況往往正好相反。不瞭解這一點的人在政治上實際是個幼童。」韋伯理智的近乎殘酷的話語不斷縈繞耳際，讓我兩手發顫。「在學問的領域裡，唯有那純粹向具體的工作獻身的人，才有"人格"。」所以感傷而善變的我原來終究是一個政治上的幼童，學問世界的異鄉人嗎？所以原來我的生命至此都是一場無事自擾嗎？那麼，除了政治和知識之外，我的生命還有什麼？還有什麼是連韋伯或馬克思也不能奪走的？少年時代曾經多麼熟悉的小奏鳴曲，還是美麗的南湖大山？我像精神崩潰前的韋伯，擺盪在啟蒙與蒙昧的兩端，不能確定自己的面目，自己的想望，甚至自己的心情。

這時後，我接到在東勢當兵的昔日同班同學來信。信中，他說大學時代我在他眼中是「像山一樣的朋友」，我於是想起我們在承德橋下的麵店喝酒談心的神態，和他溫厚的笑容，然而我已經完全記不得自己什麼時候曾經有過像山一樣的穩定與自信了。相反的，我卻感覺現實像巨大的山一樣冷酷地凝視著我。

回信給他，我寫下了歌德的話：
「受到懲罰，始成為一個人。」
然後眼淚就不知不覺地落下來了。

1987年9月退伍，身心俱疲。半個月之後，我來到了芝加哥大學。

4.
「所以你就來到這裡了嗎？你就來這座經院追尋確定、追尋根基、追尋意義嗎？」
「不，我只是一株空心的台灣五節芒，被歷史吹落在陌生的大湖之畔。」

我沒有來追尋什麼。我只是跟著走。我來是為了逃避選擇。就這樣提著行囊，來到這座經院。圖書館的石牆，一如僧院的山門，雋刻著兩行拉丁字：《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增長知識，充實生命。卑之無甚高論。平實地感覺不到一點熱情。讀不出知識與生命的聯繫，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然而那樣斬釘截鐵的把這兩句話並列，又不禁讓人想像到，生命與知識之間終究還是有著某種神秘的牽連罷。突然我又憶起了我的《費爾巴哈提綱》，知識是為了創造更美好充實的生命，那麼我竟然又無意間走回大學時代的舊路了嗎？還是那莽撞的青春早就預示著我今天的道路？然則我終究是有所追尋而來的嗎？我把行李放在吳乃德在東56街845號的住處，和他一同走進校園。夾道是巨大古老的銀楓，秋陽自葉縫之間灑落，又被涼風捲起，我們在浮動的日光中穿過銀杏道，楓樹群，開始泛黃轉紅的樹葉如寂靜的火焰，在我們周遭燃起一場夢境。我們穿過拱門，走進Quadrangle，橡樹成林，我們向樹林深處走去，左轉，一座現代主義建築從歌德式經院群中驀然映入眼簾。乃德直走向前，繞到建築的正門。門外立著一個銅雕，由三座彎曲的銅柱自三方相會。牆上刻著義大利雕塑家Virginio Ferrari的名字，作品題名：《Dialogo》。真理源於對話之中。乃德停下來，指著這棟建築告訴我：「到了。」

此後的一段漫長的歲月當中，我會逐漸發現那條自山門延伸而來的小徑是一條陡峻的上坡路，我會發現經院古老黑色的石牆是一道道高聳的山壁。我的時間感會逐漸消失，我的生命會逐漸抽象，逐漸形式，而我的憂鬱，我的浪漫，我的熱情，會逐漸沈澱。我的偶然，會終於變成必然。我的理想，會昇華成幻滅。我的困惑，會終於在大雪之中清晰起來。

在山裡，知識，會終於變成實踐。

《1996.8.12.於芝加哥》